古諺有云：天下未亂蜀先亂。但在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席卷大半個華夏的太平天國戰爭爆發初期，僻處西南的天府之國，卻一度因遠離戰火且物產富庶，成為協助清廷擊敗太平軍最得力的大后方。
自流井和貢井，一河之隔，相距10里，是四川省會成都東南約四百里外一對本不甚起眼的產鹽市鎮，因能抓住此“天”賜良機，迅速崛起，為日后名聞中外的“井鹽之都”自貢之橫空出世，鋪平了道路。禍兮福兮 低谷反彈清咸豐三年二月二十（1853年3月29日），天王洪秀全“駕臨”南京，稱孤道寡。在此前后，太平軍控制了長江下游部分水陸交通樞紐，依照清朝嚴格的食鹽區域專賣制度法定供應湖廣市場的淮鹽，運輸通道被攔腰截斷。湖南、湖北食鹽奇缺，一時人心惶惶，告急文書雪片似發至中央。
咸豐皇帝不得已，下旨“敕湖北行鹽專用川鹽二千引”。鹽引即政府發給商人運銷食鹽的專利憑證，當時川鹽每引折合可售重量約8000~10000斤（視鹽的質地成色不同有所差異）。換言之，朝廷特批每年四川可向湖北出售1600萬到2000萬斤食鹽，此即所謂“川鹽濟楚”。
“川鹽濟楚”本是戰時的權宜之計，奈何太平軍與清軍在大江南北的拉鋸戰，一打就是十幾年，臨時政策遂成長期制度，運銷量也水漲船高。據當時的地方官員推斷，戰時每月進入湖廣地區的四川鹽引至少有800張，而每年運入該市場的川鹽，估計不下8640萬斤。這還沒算上避開稅卡非法輸入的那部分私鹽的數目。
食鹽緊缺以至于鹽價走高、利潤豐厚，是鼓勵四川鹽商爭相販鹽到湖廣的最直接原因。而可向食鹽轉運收稅，增加地方財政收入，以支付日益膨脹的軍費和民政開銷，還有各級官吏們同樣膨脹的胃口，就是四川與湖廣官方對川鹽輸入格外熱心的重要原因。
自1854年起，官府向運入湖廣的川鹽征收厘金（為解決戰費而收取的過境內貿稅），第一座厘金局設在川鄂咽喉要地宜昌，僅一年多里，共收到鹽稅兩萬多兩白銀。宜昌下游的沙市不久也建立了第二道稅卡。食鹽離開四川之前也得課稅，主要鹽場及出川要道分別設立厘金局和稽核點。這樣一來，四川湖廣兩地官員，各取所需，皆大歡喜了。
當然，“川鹽濟楚”的主要受益者，還是四川主要產鹽地的眾多鹽場和鹽商們，尤以自流井、貢井一帶為最。此前，川鹽銷路長期限于四川省內，產能嚴重過剩，一些傳統產鹽區在道光（1821~1850年）末年已呈凋零狀態，實力較弱者如“夫妻式”作坊產鹽商，幾近走投無路。富世井鹽 創富千年據古代西南地方史志名著《華陽國志·蜀志》記載，戰國時秦國的水利專家李冰“穿廣都鹽井”，亦即在今成都南郊雙流縣一帶，為四川井鹽業開了先河。
自貢地區最早見諸史料的大鹽井，東漢早年（公元一世紀）在今富順縣城開鑿，“以其井出鹽最多，人獲厚利”，被譽為“富世鹽井”。南北朝時（公元五到六世紀）則在今貢井附近開鑿了另一口有名的“大公井”。故不久官府相繼設富世縣和大公鎮，開了因鹽設縣（鎮）的歷史先例。
到隋唐時，富世鹽井深達350尺，月出鹽3660石，為劍南道（轄今四川大部及云貴甘各一部分）最大鹽井。宋代的四川井鹽業繼續發展，如富世鹽井年產鹽已達50多萬斤，全縣所屬鹽井“歲出鹽貨三十余萬貫”，無疑為地方GDP增長做出了重大貢獻。
時人記載，縣境內“相去盡不遠，三二十里，連溪接谷，灶居麟次”。灶居（即井鹽工場）一個接一個排開連綿二三十里地，可以想見產業之發達。之所以能如此，與當地鑿井工藝技術發生了重大革新，能更快鉆探出深井密切相關。
經過宋元之際戰火破壞后，明朝初年四川及自貢井鹽業逐漸復蘇。明洪武年間（1368~1398年），富義縣（即原富世縣）13口井年產鹽超過180萬斤，成為四川第二大井鹽產地。約100年后的明弘治朝，躍居全川第一，年產井鹽360萬斤以上，相當于當時全省總產量約五分之一。
明代中后期，因官府對鹽場盤剝日重，富義縣井鹽業發展遲滯。幸而在原主產區以西不到百里的榮溪沿岸，開發了自流井等一批新井，同時開采出地下的天然氣，“土人用竹筒引火氣煎鹽，一井可供十余鍋”，人稱“火井”。此后幾十年間，該地區有多達380口的鹽井及天然氣井開鑿。
自流井及富榮地區，為世界上最早開發和利用天然氣之處。普遍使用廉價而火力十足的新能源，乃自流井后來居上，在晚明時期躍居富榮鹽場頭號鹽產區的最重要動力。
經過康雍乾百余年盛世休養生息，飽受明末戰亂蹂躪摧殘的巴蜀大地，經濟民生又趨繁榮。乾嘉年間，即19世紀初前后，自流井躋身四川省內大鹽場之列，灶戶、傭工、商販各色人等數以十萬計，“鹽都氣象”，隱約可見。
如北宋后期（十二世紀初），當地人口為22700余人，到了清嘉慶末年（約1820年左右），增加到215500多人，幾乎是原來的十倍，考慮到四川在宋元之際及明清易代時，都發生過大規模的戰亂，人口損失慘重，而自流井又遠非通都大邑，這一增長是相當可觀的，也充分證明當地井鹽產業活力十足。曾李相爭 鹽都得利“川鹽濟楚”實行后，自流井與貢井所在的富榮鹽場（自、貢兩鎮當時分屬富順縣和榮縣，故合稱之），自身的發展達到怎樣的水平，又究竟占“濟楚”市場份額多大的比例呢？
據光緒三年（1877年）一份四川地方官員上呈的奏折稱，富榮鹽場在秋冬春三季的生產旺季，每天可出鹽100多萬斤，夏天地下水位下降，產量也相應下降，日產也至少有80余萬斤，平均合算下來，一年產鹽約2.92億斤。以這一年產量與前述每年輸入湖廣的川鹽總量8640萬斤相比，可以推算出，富榮所產食鹽中，每年有約三成左右會輸往新開放的市場。
由此可知，對四川鹽業經濟最為發達的自流井與貢井兩鎮而言，長期占領湖廣市場的意義有多大。
利之所在，必有紛爭。1877年上距清軍攻陷天京、朝廷重新控制長江下游地區已有十三年之久，照理說，淮鹽再輸湖廣的通道再無阻礙了，因何川鹽依舊能“濟楚”呢？
以圍剿太平軍軍功升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（1860~1868年在任）也這么想過。1864年，湘軍大舉反攻節節勝利之際，他上奏朝廷，請求恢復湖廣人口食用來自東部兩淮的食鹽，主要目標自然是兩淮鹽稅帶來的豐厚收入。朝廷準奏，同意提高征收川鹽入湖廣的厘金，準許淮鹽以較便宜價格重新大量供應湖北。
但五年過去，曾氏鹽業“新政”的效果不甚明顯，因湖廣百姓長達十余年的食鹽消費習慣不易改變。更重要的是，日益活躍的川鹽走私活動，使質量更好的川鹽“好吃不貴”，有足夠的市場競爭力與試圖卷土重來的淮鹽抗衡。
同治七年（1868年），曾國藩發起新一輪禁止川鹽進入湖廣市場的運動，提議強行關閉四川鹽井并限制川鹽的合法輸入。對此，四川和湖廣兩地官員都強烈反對。四川總督吳棠意識到關閉鹽井，會對省內興盛的鹽業帶來毀滅性打擊，而鹽稅失收，對主要收入來自厘金的四川財政，同樣是不能承受之痛。
更有力的反對聲音，來自曾國藩曾經的門生和部屬，時任湖廣總督李鴻章（1867~1870年在任）。他在上呈中央的奏章中也提出種種理由，甚至直截了當地說，自己管轄下的湖廣百姓更喜歡吃川鹽，不應該強行設定他們購買不喜歡的東西的數量。好一個崇尚“自由市場”和“天賦人權”的李合肥！
但明眼人都知道，李鴻章對抗昔日恩師的根本原因，還是在于前文已提及的川鹽帶來的稅收：進入湖廣的合法食鹽（持有官方鹽引）與私鹽（無鹽引），都要繳納厘金，而從兩淮來的鹽，到達湖廣邊境之前已經在沿途省份課稅了。
1868年9月，曾國藩調任直隸總督，人走茶涼，他力推的淮鹽西進后繼乏力。第二年，已無掣肘的李鴻章趁機再次上奏，建議川鹽、淮鹽分享湖廣市場，結果是川鹽擁有這一市場的份額多達八成。
誰也沒想到，鹽都自貢第一次崛起的重大機遇，就在中興名臣們“屁股決定腦袋”的明暗角力中得以幸運延續。這座奇異的川南名城近100多年來的精彩大戲，才剛剛開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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