食鹽不僅是生活必需品，也是重要的化工原料和經濟資源，亦構成了城市文化的一部分。天津地處渤?？?，海岸線曲折、地勢平坦、灘涂廣闊，海水鹽度高；加上風多雨少、日照充足、蒸發旺盛，有利于海水濃縮，因此不論從地理條件還是氣候條件來看，天津地區都非常利于引海水開辟鹽場。渤海沿岸的長蘆鹽場，是我國最大、鹽質最好的海鹽產區，其從山海關到黃驊，包括塘沽、漢沽、大沽等鹽田，全長370公里，占全國海鹽總產量的四分之一。一般認為，925年幽州節度使開設蘆臺場為天津鹽業之始，但是2021年天津軍糧城考古挖掘發現了一處唐代制鹽作坊區，其中的鹵水井、鹽灶、灘場等遺跡，都與制鹽工序直接相關，可以將天津的鹽業歷史追溯至唐代甚至更早。天津悠久的產鹽歷史和優質的鹽場，讓這座城市從經濟發展到日常生活都與鹽形影不離。
在古代，天津地區的鹽業生產僅次于航運業。據《史記·貨殖列傳》記載，“夫燕亦勃、碣之間一都會也……有魚鹽棗栗之饒”。這里所說的“魚鹽之饒”與天津所在的海濱地區不無關系。后唐同光三年（925），幽州節度使趙德鈞設立了天津最早的鹽場──蘆臺場，并籌建“榷鹽院”管理鹽斤生產并開稅鹽稅，標志著海河沿岸鹽業生產的開始。元代先后在天津地區設置了5處鹽場，即三叉沽、富國、厚財、興國和豐財鹽場，加上之前的蘆臺場，天津地區共有6處鹽場。明洪武二年（1369）朝廷設北平河間鹽運使司，對制鹽、販鹽進行集中管理，永樂時期改為河間長蘆都轉運使司，都轉運使司下轄滄州、青州分司，其下又分別設立長蘆和小直沽批驗所，負責查驗運單。天津地區處于這個產鹽區的中心地帶，其所產鹽斤不僅運銷各地，而且由于質量較好直接向北京貢納。清康熙年間，長蘆鹽運使司衙門由滄州移駐天津，巡鹽御史亦駐天津，此后，曾國藩、李鴻章、袁世凱等耳熟能詳的中國近代歷史名人都曾管理過長蘆鹽政。清代，天津境內有三大鹽場，據乾隆四年（1739）《天津縣志》記載，這三個大鹽場共有灶地1200余頃，所產鹽斤除運銷各地外，還直接供應內務府、內官監和光祿寺等。民國以后，天津鹽場陸續被裁并，到1914年，僅余豐財和蘆臺兩處，即塘沽鹽場和漢沽鹽場，現在依舊存在。
由于歷朝歷代對于鹽業的生產和販賣都進行嚴格控制，實行“鹽鐵專賣”，經營鹽業的商人逐漸發展成為富甲一方的商業巨賈，同時也構成了天津城市文化的一部分。天津作為鹽業重要的生產、運輸和銷售中心，也是鹽商聚集的大本營，除了本地富商外，各地的商人也紛紛來到天津投資鹽業。清朝乾隆、同治年間，天津的鹽商盛極一時，天津“八大家”中半數為鹽商，他們不喜武事，而是招攬名士，贊助文化和慈善事業，培育了天津的詩書氛圍。憑借著雄厚的財力，天津的鹽商們建造了一畝園、問津園、遂閑堂、沽水草堂、水西莊等園林建筑，其中乾隆帝曾四次駐蹕水西莊。此外，天津鹽商還捐修天津城，出資辦學，興修書院，發展慈善事業，對天津的城市發展具有一定影響。據統計，清以來共70余所學院，如三岔河東岸的三取書院和鼓樓的問津書院等，都曾聞名于世，一改天津過去“皆武流”的風氣，讀書修文的文化氛圍得以沉淀下來。此外，鹽商還興辦了一系列慈善事業，如育嬰堂、育黎堂、延生社、同善救火會、育嬰堂分堂、保赤堂牛痘局、恤嫠會等，以及水旱災害等突發事件的應急救濟機構。
元代，天津鹽業的發展已經初具規模，到了明代已經成為天津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之一，長蘆鹽也成了一個品牌。清初長蘆鹽繳納稅70余萬兩，占全部鹽課的十分之一左右。鹽業發展與航運業作為天津經濟的兩大支柱，更是相互促進，共同發展。一方面，航運業的發達促進了鹽的流通和販運，繁榮了鹽業；另一方面，鹽業的發展不僅直接為航運業提供貨源，而且還衍生出腌制食物行業，其因便于運輸創造了更多的商業價值。近代以來，天津民族工業開始發展，1914年范旭東在塘沽創辦了全國第一家大型精鹽制造企業，即久大精鹽公司，開啟了中國人食用精鹽的歷史，也帶動了天津化學工業的發展?，F在，天津地名和建筑中仍有許多與鹽相關的名稱，如“鹽坨橋”“鹽關廳大街”“鹽汛胡同”，以及著名的“鹽業銀行大樓”，等等，皆暗示著天津城市與鹽業的不解之緣。
鹽業既是天津經濟發展的驅動力量之一，其本身也構成了城市文化的一部分，鹽業發展是天津城市歷史的一部分。新中國成立后，長蘆鹽區迅猛發展，所產工業和食用鹽供應全國二十多個省市。改革開放之后，鹽業生產更是呈現出快速發展的勢頭，生產規模和生產能力持續加強，鹽產品市場從短缺走向飽和，鹽業市場需求結構業也發生了變化。天津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2021年1月至8月原鹽產量121.6萬噸，比上年同期增長5.4%，約占同期全國規模以上企業原鹽產量3380.2萬噸的3.6%。為滿足消費者對健康食鹽的需求，天津鹽業企業不斷擴展生產領域，提高產品附加值，還發展出“鹽業生產+工業旅游”的綠色新模式。鹽業與天津的經濟和文化發展同成長，牢牢刻在天津的城市肌理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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